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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思想

2016-11-10

  如何理解《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思想

  郑飞(杂志社)

   185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他谈到,“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具体是现实、感性、直观中的起点,而“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因此,人类理性活动的过程就表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进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概括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片面性:“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从概念出发通过辩证法的演绎“出现”整个世界,从而“陷入幻觉” 。他在1873 年1 月所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更加明确地谈到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精神现象学》是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 ,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则可以视为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哲学改造的关键,从而实现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终其一生,马克思并没有写出有关辩证法的专门著作。可是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曾多次表示要写一部研究辩证法的理论专著。1858年初,《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将完成之际,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 。十年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发表后的1868年5月9日致狄慈根的信中,再一次说:“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 。马克思逝世不久,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还谈到:“明天我才有时间花几个钟头去浏览一下摩尔留给我们的所有手稿。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早就想写成的辩证法大纲” 。但是,恩格斯没能找到“辩证法”的手稿,即便在最近已经出版的最全面的“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中也没有发现。因此,且不论马克思是否留有“辩证法”的专著——这留待日后长久性的历史文献考察,就我们目前可以掌握的情况而论,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这一著作。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大写的逻辑”。这不仅表现为思想的背景资源,更是体现在马克思为《资本论》所撰写的四篇序和跋中,其中每篇都强调了辩证方法。在1873年的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更是对“辩证法”做了一生中最为凝炼的概括:“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可以看出,通过《资本论》的文本,马克思阐述了“辩证法”;而同样,要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只有透过《资本论》。

   列宁对辩证法科学体系曾做出过构想。他在1915年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首先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接着指出,“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从而反对“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 。这样就提出了辩证法作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问题。

   前苏联学界围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展开了关于辩证法的长期争论。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辩证法的讨论就成为了理论研究的重点。凯德洛夫1978年发表的《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辩证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他认为,“把辩证法的某个一般原理归结为是一大串例子的堆砌,既没有揭示出这一原理同辩证法的其它一些一般原理的内在联系,也没有阐明该原理所特有的辩证法内容”,“把辩证法归结为例子的总和,也即是把这门科学化为乌有”。他还提出,列宁的把唯物辩证法系统化的设想,“也就是借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叙述(即系统化)辩证法” 。

  事实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本论》第一卷由最简单的商品抽象入手,从资本主义复杂的经济事实中剥离出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和交换,逐渐引入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和工资的讨论,一直到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同样,就《资本论》的整体性结构而论,第一卷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将流通作为预定来抽象地考察生产;第二卷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将生产作为预定来抽象地考察流通;第三卷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将生产和流通实现具体的统一。不独是在《资本论》中,从马克思一生思想的轨迹来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神圣家族》从“利己主义的人”出发,《德意志意识形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成熟时期马克思代表性的《资本论》中“异化”的抽象思辨更是让位于具体的商品内在性矛盾的分析。从青年到成熟时期思想演进的脉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构成了马克思实现哲学观念变革的主线。

  马克思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抽象的主体,发现了生产实践这个现实的“桥梁”,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彻底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他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不但如此,“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式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看来,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这样的历史才是真正现实、具体的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精神对外界综合的过程,是概念“显现”的“现象学”,历史的总体性根源于抽象的绝对主体;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过程实质上是人类现实活动的过程,也就是生产劳动的过程,历史的总体性来源于统一自然与社会的人的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为此,马克思的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中,而是将每一阶段的历史都作为“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也就是现有社会从前代继承来的既定的物质条件,也就找到了生产实践这一历史现实化的手段、工具和“媒介”,这样就从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上升”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具体”,完满地“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从而实现了“改造世界”的哲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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