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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新解读——树立共产党人应有的幸福观

2016-11-10

  长征精神新解读

  ——树立共产党人应有的幸福观

  陈慧平(马研院)

  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描述长征:“在中央红军历时1年的长征中,进行了300多次战斗,几乎每天一次遭遇战;平均每天行军35公里以上,翻越了18座山脉,渡过了24条河流;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击败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了雪山、草地等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提起长征,人们脑海中出现的是一条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一座座巍然耸立的雪山,一片片茫无涯际的草地,是穷凶极恶的“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境,这些画面似乎与幸福风马牛不相及,长征的确已经成为艰难困苦的代名词,“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如果说长征与幸福有关系,它也只是“通向幸福的桥梁”:当年的红军战士在共产主义理想支配下,为祖国和人民的幸福明天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我们不否认红军长征本身不是目的,它有战略上不得已的被迫性,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幸福一定是目的点而不是过程中才有的吗?

  与长征的吃苦精神同样深入人心的,是长征战士所体现的钢铁信念、意志、毅力。应该说,红军战士的主观意志力无论怎么赞美都不为过,但一味强调意志力和主观精神,一味沿着主观路径宣扬长征,虽然会有提神振气的功能,却可能不够全面,可能忽略了这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中的深层唯物主义内涵,可能有老生常谈的空洞之嫌。根据最新生物学、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任何心理、意志因素都不能单独存在,它们总是伴随着情感,没有任何满足感或者说幸福感的支配,意志是行之不远的。而人的满足、幸福感的最终根源不在主观世界,而在于产生出人,并与人的主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生生不息的客观世界。无论何时都是存在决定意识而非相反,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唯物主义的胜利,而不是唯心主义的胜利。

  什么是幸福?幸福不仅是主观感受,它更是一种生物性、制约性的自然力量,它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性首先表现在它具有生物属性,英国华威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了被称为5-HTTLPR的幸福基因,它可以影响我们机体代谢5-羟色胺(又称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的方式,从而调节我们的情绪、欲望。其次它蕴含在符合客观规律的行动中。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是自然界的后来者,是社会存在物,在一维的时间性存在过程中,从事有意义的活动和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坚持符合客观规律的实践目标,调整自身,积极行动,团结合作,这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这也意味着,只有开阔视野,把幸福建立在正确的世界观前提和现实的目标之上,才能有真正的幸福。幸福有它自身的辩证法:越是趋乐避苦越不幸福,越是以苦为乐越幸福。流行的幸福观中存在一个悖论:我们越是‘幸福’,在我们的生活中就越难发现意义,而这种意义对于我们保持真正的幸福,又是至关重要的。不只是个体,人类总体也存在类似的幸福悖论,黑格尔曾说,历史不是幸福的土壤,幸福的时期是历史上的空白。正是因为意识到边泌趋乐避苦幸福观的缺陷,密尔才修改了关于幸福的定义,他的名言是:“宁做痛苦的苏格拉底也不做快乐的猪”。

  与真正的幸福相比,时下流行的幸福观建立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基础上,“理性人”的假定有它的进步意义,但也有错误之处,表现在把人从自然和历史演进的大背景中孤立出来,把人固定化,人似乎成了开天辟地就存在,且永远不会改变的“神人”。如费尔巴哈的感性人本主义,它对人生幸福的设定是静态的,缺乏社会历史内容。由于主观主义属性,无反思的幸福浮在了生活世界的表层,它所追求的更多地是没有历史维度的、直接性的东西,与真正的、受客观规律制约着的幸福关系不大。吃喝玩乐、钱、权等欲望得到满足无疑会带给人某种程度的幸福感觉,但如果你不了解欲望、幸福背后的深刻规律便很容易走向幸福的反面,走入痛苦的深渊。在 “幸福”追求的驱动下,以权谋私、以身试法的落马贪污、腐败分子们得到的只是无尽的悔恨,他们不乏小聪明,但缺乏大智慧,在这里,客观规律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个人运气。真正崇高的幸福追求包含着正视自身的勇气,说到底,人类没有自设的那么高大,他是动态天地间的渺小中介者,对个体来说,他的出生与死亡不由自主,他的任何能动性都建立在受动性的基础上,他没有生命的所有权,有的只是使用权。在出生入死的过程中,每个人大致面临两种存在方式的选择:燃烧与腐烂。是在无私奉献中燃烧,还是在小我的执迷中腐烂,这是生活幸福与不幸福、生命美丽与不美丽的真正分野。

  让我们来看两则小故事:

  他是一位红军战士,跟随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作为军需处长的他把棉衣留给其他同志,自己却冻僵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倚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祥: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大雪很快地覆盖了他的身体,把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他是一位英国青年,无业游民,一天,他在酒吧喝得酩酊大醉并与人斗殴,被抛在了街头。清醒后,他意外地捡到一张彩票,抱着碰大运的心态他拿去兑奖,没想到竟意外地中了500万英镑。欣喜若狂的他深信自己时来运转,从此过上了花天酒地的“幸福”生活,他买豪宅、买跑车,享受他心目中的幸福,但几年后,他却出人意料地患上了抑郁症,30岁时因吸毒死在豪宅中,除了痛苦的表情,他还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给你足够多的钱,却不给你足够有意义的事情做,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了。”

  在第一个故事中,红军战士身处的环境是极端恶劣的,最后被冻死也无疑具有悲壮色彩,但他以内心的安详诠释了另一种满足和幸福。作为众多长征战士中的一员,他传递给我们一个跨时空的幸福真谛:心怀正确信念,无私奉献。与此同时,他还传递给我们一个幸福的秘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中国古人云:吾之患,在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人的身体是追求幸福的立足点,但它不是幸福的终点。根据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人的最大幸福源于自我实现的行动,如果不被有意义的、自我实现的事情所占据,仅仅为身体的“幸福”而钻营,身体反而可能成为持续的、真正的幸福感的障碍,而从幸福到不幸福往往只是一步之遥。概言之,只有跨越身体的关卡,在实践和创造中,为他人和社会、乃至正向的宇宙洪流(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无私无畏地奉献自己,才能迈向真正的幸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果你需要一种深远的幸福,那么你必须“向死而生”。红军战士在特殊环境下体验着特殊的幸福感,长征精神中包含着深刻的幸福辩证法,这是长征精神的另一种启发意义。

  在第二个故事中。英国青年因意外的幸运,充分享受了世俗意义上的所谓幸福,但优越的物质环境、舒适的身体享受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他在死亡时的痛苦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一是他缺乏正确的人生理想和信念。无聊对人的折磨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折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伊凡因为体验过这种折磨而感叹道:“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他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二是这位英国青年缺乏必要的、积极的行动和实践。任何一个活着的有机体都是能量的载体,对一个健康的有机体来说,缺少行动和实践,生命能量或者说潜能得不到发挥,这样的打击是致命的。即使某个人有条件当寄生虫,他也要维持一定量的行动,也要做事,否则他的身体就会出问题,会走向疾病和死亡。

  红军长征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中有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有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除此以外,长征精神中还有超越小我,让生命在苦难中、在奋斗中绽放的幸福真谛,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在红军战士的身上有一种符合自然之道,符合客观规律的能量,这是一个人获得幸福感的根本保证。由于蕴含着深刻的幸福辩证法,长征也是传播正确幸福观的播种机,长征精神中的幸福辩证法为今天的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提供了光辉典范。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幸福观?这无疑是当前党建中值得思考的大问题。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超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眼界,打造正确的幸福观,在思想上引领和塑造人民,这也是一切为了人民、真正满足人民幸福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种值得追求的幸福首先建立在正确信念的基础上。正确信念不是虚无缥缈的彼岸幻想,也不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主观臆想,时间的不间断决定了一个静态的目的点是虚幻的。能够确保幸福的观念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符合历史大势和客观规律的观念,是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正确预期和坚定信心。长征的必胜信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实事求是地纠正主观偏差的基础上产生,长征开始时,中央确定的一个落脚点是湘西根据地,但蒋介石封锁了去湘西的道路。在危急关头,党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而后,情况又多次发生变化,党中央始终坚持审时度势的原则,数次改变行动方向。主观愿望与客观情况相符合,这样的信念是正确的,也是能为人提供幸福能量的。今天,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是在实践中,经过千辛万苦摸索出的正确道路,坚定信念,全心全意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大潮,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这是每个共产党人获得个人幸福的深层基础。

  其次,一种值得追求的幸福还要付诸不畏艰难、勇于奉献的行动。长征途中无私奉献、惨烈牺牲的例子不胜枚举。激烈的娄山关战斗,彭德怀就在前线指挥,参谋长邓萍劝他往后撤一点,他回答:“指挥员怕死,部队能冲锋陷阵吗?”湘江战役打响后,担任后卫任务的红34师当听到大部队被截断后,师长陈树湘毅然指挥全师官兵返头扑进敌人的包围圈。陈树湘身负重伤,被俘后他趁敌不备,把自己的肠子从肚子里拽出,绞肠而死,年仅29岁。提起长征,毛主席同志自豪地评价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像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2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的确,挑战了生存极限的长征之苦无与伦比,然而,充盈着天地正气的长征之乐同样世所罕见。今天,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开始了新的长征,党面临着长期存在的、复杂的、严峻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在涉险滩、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超越私利的束缚,像红军战士那样以苦为乐,为中华伟大复兴攻坚克难、建功立业,这不仅是党性的体现,同时也个人是通向人生幸福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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