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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小革-《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2017-06-04

《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裴小革

  今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150年来,这一巨著不仅在当时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在当代仍作为最发人深省的理论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产生着独特的积极影响。2012619,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要学以致用,切实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等各种场合,又多次强调并深入阐述了以《资本论》为基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现实意义,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是对《资本论》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高度肯定。

  《资本论》是一部论述人的解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著作。按照《资本论》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方向,简言之,应是以人民为中心,随着人民的创新劳动的持续积累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从满足人民的有限的物质自然性需求到满足人民的无限广阔和全面发展的精神社会性需要的发展。《资本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研究各种当代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其他学说无法替代的理论基础。这里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就《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做些探讨。

  一、《资本论》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设置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财富增多,要使改革开放能够有助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首先必须确立适合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财富概念。不然就会导致目标设置得不合理,改革开放就会偏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不会有好的效果。人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可以对财富给以不同的定义。例如,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出于个人的享乐目的,把财富定义为个人效用,用于研究满足个人主观偏好的方法;西方经济学的供求价值论出于分析资源静态配置的需要,把财富定义为交换决定的价格,把一切暂时不稀缺的资源都不当作财富;有些财产多的人及其理论代表,为了在收入分配中永远处于有利地位,把经由人用劳动改造自然创造的劳动产品财富,和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财富等同起来,否定劳动产品财富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特殊意义;还有些人把自己对金钱财富的追求作为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把人力只作为和机器原料一样的为了追求金钱财富必须贬损、别无用处的资本,无视人力对人所具有的直接财富意义和主体特性。

  与这些定义的角度和目的不同,《资本论》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运行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全面发展和生活富裕。因此,基于《资本论》提出的财富概念,要为研究如何在改革开放中给中国最广大人民带来发展和富裕服务。出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就需要排除西方经济学的干扰,第一,把广义的财富定义为一切对人类现在和将来具有客观使用价值的东西,而不是以某个人主观评价为转移可有可无的效用;第二,把商品财富和非商品财富区别开来,承认对人具有使用价值的非商品,如公共产品和空气等,虽然没有价格、不进入市场,有的现在也不稀缺,但也是财富;第三,为了说明财富的来源,把劳动产品财富和非劳动产品财富区分开来,把狭义的财富定义为劳动产品财富,说明劳动产品财富增加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重要意义;第四,为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设置为最广大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能只把物质使用价值称为财富,要把人力使用价值也称为财富,做出物质财富和人力财富的区分。第五,因为制度也是人类创造的一种重要财富,所以还需要把它单列出来,以研究它对改善人类生产生活的特殊重要作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

  以上基于《资本论》定义和区分的这几种财富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这里特别需要讨论的是,人力财富概念对于科学设置中国改革开放目标的重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对人力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尽管出于政治原因,总是回避和贬低《资本论》的可变资本理论,到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等还是用“人力资本”的概念,偷偷接受了马克思可变资本理论中的很多科学思想。但这种人力资本理论有一个缺陷,就是它把人力只作为增加物质财富或收入的手段,没有把增加人力同时表示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并用这个概念掩盖了人力是经济发展主体的特性。按照这种理论,似乎人力和机器原料一样,是专为追求金钱收入增值而耗损的东西,本身对人毫无用处,并且和机器原料一样同属于经济客体。而在《资本论》看来,人力与人不可分割,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不应像机器原料一样在经济发展中被贬损,相反却应在经济发展中得益和壮大。经济发展是手段,人的发展才是目的。

  经济发展是人发挥主体作用改造自然的结果,经济发展虽然不能自动解放人,但却能为人类解放提供必要的条件,经济发展最终要为实现社会和个人的整体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① 又说“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的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② 经济发展对人类解放和发展的直接作用,就是使人的基本需求不再是物质的,而是变成了内在必然性的要求和对人完满生活的享受,即对个性的全面、丰富和自由的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将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将以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取代物对人的统治的单纯经济关系。经济发展也将改变人们的消费关系,使得人们对物的关系将不再是利己主义的占有,而是全面丰富的拥有。

  基于《资本论》提出的“人力财富”概念,比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概念更科学,因为它可以鲜明表示出人力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要追求的最终目的的特性。所谓人力财富,就其自然属性存在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给人和社会带来发展或收益。简言之,人力财富的基本特征有二:它是凝结在人身上的经济发展的“主体”;它是可以使人和社会获益和发展的“财富”。

  虽然《资本论》的作者早在100多年前,便旗帜鲜明地提出未来社会的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但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财富概念在其后的100多年里并没有引起很多国家决策者的高度重视。长期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传统财富概念,是一种西方经济学倡导的以物为中心的财富概念。它认为财富就是物质收入,经济发展必须以物质收入的增长为核心,物质收入是唯一财富,人力只是资本、只是增加收入的手段。因此,追求物质收入的无限增加是至高无上的目标。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核心,成为评价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和衡量国民生活水准的象征。于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发展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对经济高速度增长目标的热烈追逐,驱使着人们的发展行为和发展方式。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这种财富概念一度占据统治地位,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现代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虽然说它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方面确实起过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它的片面性、局限性及其弊端逐渐暴露并日益突出。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硝烟的人们格外地渴望和平与繁荣,他们开始逐渐把目光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相互促进之中。国际社会围绕经济发展的内涵和重点,先后形成了各种不同于传统财富概念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如: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核心的“基本需求战略”,以人的发展为轴心的“生活质量”战略和“内源发展战略”,以人和自然协调发展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这些发展理论和战略的演变更迭,反映了当代人财富概念上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资本论》关于经济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或者为“目的”的理论,又一次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使人们冲破西方经济学传统财富概念的束缚,在世界各国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可持续发展思潮。

  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起点和表象上看,似乎重点在于解决生态环境的危机,但其深层的更带有本质性的目标则是促进人的发展。例如在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NCN)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组织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重要文件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害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该战略中提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的多样性;同时还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呼吁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各不相同的发展目标。但只有在“发展”的内涵中包括有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获得必须资源的途径,并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人权的环境,只有使我们的生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得到改善,才是真正的“发展”。

  可见,基于《资本论》理论提出的人力财富概念,比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概念更适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设置,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设置奠定了更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应仅是使少数人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应是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加全面的发展和更加富裕的生活。

  二、《资本论》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是随着改革开放得到发展的。于是,为了否定《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有人编造说,《资本论》尤其是其中的劳动价值论,是只研究公平和价值,不研究发展和财富的理论;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发展和财富的理论,所以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只应用或只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基础就可以了,《资本论》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与发展和财富问题无关,有的过时了有的已经包含在西方经济学里了,所以已经没用了。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推进中国经济发展。

  劳动价值论最早是由亚当·斯密作了系统阐述的,他主要著作的题目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简称《国富论》,这部书讨论的主题是,人们如何通过分工提高劳动效率,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公平和价值问题。

  以后更彻底论述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虽然在论述财富和发展的同时,较多地论述了分配问题,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作用,但他认为,为了发展经济,只要想办法通过自由贸易,让国外的粮食进口把国内粮价和地租压下来让利润增加就可以了,工资的低下对经济发展无害而且有利。根本没谈公平问题。

  马尔萨斯也是承认劳动价值论的,他除了研究财富和发展以外,较多地研究了贫困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本解决办法,就是穷人不结婚并且要禁欲,同时用战争和灾难多死人。更是没有研究公平问题。

  马克思创新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他的《资本论》揭示了经济发展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将越来越不适应,工人受到不合理压制必将走向反抗,改变这种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并没有单纯从公平的角度论述这些问题。

  相反,与《资本论》同时代产生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理论,才是只研究公平和价值的理论,而且,它们所说的公平和价值,都只是他们所假定的无差异“经济人”主观感受上的公平和价值。正像有人通俗解说的,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物以希为贵”,而且这种“贵”讲的只是无差异“经济人”个人主观评价的“机会成本”,而不是生产中实际耗费的东西。按照这种理论,只要让每个人公平地(也就是平均主义地)对东西都有高评价就可以了,生产根本不必进行,因为东西反正越稀缺越贵,人们的评价越高,多了反而不好了。这种理论根本指导不了经济发展。

  他们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一种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增长,就是无法用边际效用论来解释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对财富的需求确实有了很大的增加,从8亿人增加到了现在的13亿人,人口增加后如果供给不变,那么人均财富将减少,东西将更为稀缺。这种稀缺只能使人们运用边际效用论解释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的价值比以前大了,但不能解释客观的使用价值为什么比以前大,因为它不去研究财富的供给。也就是说,它只能解释同样大的一张馅饼为什么人们对它的评价更高了,但不能解释一张馅饼如何可以做得更大,或如何可以使一张馅饼变成两张馅饼。

  他们的供求价值论,实际上相当于《资本论》理论体系中没有劳动价值论的价格理论。它为研究价格在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供求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起点。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承认商品具有二重性,因为他们承认效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承认商品使用价值的存在,他们承认价格或交换价值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承认物之间的使用价值相互社会联系存在。只不过他们不承认这种交换价值是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把它说成是将人和物混为一谈的生产成本“供给”的。这种将财富笼统说成是“供给”产生的说法,虽然可以适用于土地这样的非劳动产品商品,对于商品财富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商品而言,显然没有揭示其产生的根源。

  时隔了大约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重新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但他们的经济增长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静态资源配置理论一样,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家承认劳动创造作用的理论,将劳动等同于物。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些理论认为增长的来源是劳动、资本和科技进步,但对科技进步的原因却不做任何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则把科技进步归因于人力资本。

  可是,人力资本的物质投入和财富特别是科技成果的产出虽然有正相关性和相互交叉性,但毕竟是两个过程。对不同的人投入相同的物质资料,他们的不同劳动表现还是会使产出有极大的差别;具有同样人力资本即创造科技成果能力的人,一个人积极工作,另一个什么事都不做,他们的产出也会有很大差别。因此,撇开对劳动者创造性劳动的研究,就不可能全面阐明财富特别是科技的来源。

  《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才是可以从根本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科学解释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增加,中国还是过去那么一块地,并没有变大,但因为劳动力利用的情况不同了,过去闲置的劳动力现在被动员起来了,过去劳动者没有被调动起来的劳动积极性现在被调动起来了,劳动者们发挥出了更多劳动特别是高科技劳动和创新劳动,使过去没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了、用处少的东西变成用处多了,所以财富增加了,人民富裕了,经济发展了。由于西方经济学出于政治原因,抛弃了用以揭示经济发展动力根源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要素,撇开了最广大人民群众人的特性和历史,它对经济发展研究的局限性是比较大的。《资本论》才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更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基石。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以《资本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特别提到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资本论》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这是从我国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现实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对“十三五”乃至更长期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创新这个概念,最先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他在1912年出版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同一物,将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执行新组合①。熊彼特的这种论述表明了企业家的经营型等创新驱动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很值得借鉴的。但他的论述里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就是把创新只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他将其他社会阶层劳动者的作用都等同于物,将除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以外的其他创造性劳动都排斥到创新以外,把创新与劳动割裂开来,无视经营型等创新也是劳动,否定其他类型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们在《资本论》指导下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在借鉴熊彼特理论的同时,又突破该理论的束缚,承认创新是一种劳动,认为这种劳动除了有熊彼特讲的企业家的经营型等创新以外,还有很多类型,如科技型创新、产品型创新、服务型创新、战略型创新、管理型创新,制度型创新、组织型创新,创业型创新、就业型创新,等等。社会各阶层人民都是创新的主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全社会各阶层人民发挥出不同类型的创新,结成动力组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来实现。我国目前的科技进步模式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加工代工型、技术模仿型。在这种科技进步模式下,相当一部分科技进步属于国外创新科技对我国的扩散,创新的源头在国外。我国采用的很多科技成果,是国外已经成熟的科技产品,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不在我们这里,因此至多只能缩短国际差距。要打破这种科技进步模式,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必须有包括构思新发明、创造新成果和用创新的办法推广新成果等方面的不同类型的创新驱动结成动力组合。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将创业型创新与就业型创新组合起来。劳动者的就业型创新基本是在其合适的岗位上实现的,因为岗位决定社会中的分工定位,决定了个人发挥能量的舞台,决定了其利用资源和整合资源的范围。如果创业型创新为劳动者提供了合适的就业岗位,就业者在适合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开展就业型创新,创业型创新和就业型创新就会产生相互促进的效果,发挥比单一型创新更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能够在创业活动和就业活动中提高劳动者素质。而驱动经济发展,正需要不断提高各阶层劳动人民的素质。通过自己努力做出创业型创新和就业型创新的人,本身并没有素质高低的差别,只是各类创新所凭借的素质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合理配置并综合合理运用各种素质开展各类创新,使不同创新相辅相成、互相支撑,则有望组成更大的创新合力。

  三、《资本论》为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全局,十分需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需要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持。

  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收入分配理论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总是脱离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来研究收入分配,硬把所有资源都说成无需生产就可以存在的资源,论证说这些现成的资源只要按需配置(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或者平均主义地让人人都同等满意,或者让已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人仅凭财产所有权白得更多收入,经济就可以最有效率了。但是,没有人们生产出的劳动产品财富的极大丰富,是根本无法实行按需分配的;富有程度不是人们贡献和能力的必不可少的信号,穷人中蕴藏有大量能人和勤劳人。在《资本论》的基础上,冲破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创新发展结合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研究收入分配的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迫切需要,是《资本论》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又一重要表现。

  (一)《资本论》收入分配理论是真正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理论

  《资本论》有关收入分配的理论,是一种注重研究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财富生产是收入分配的基础,劳动者是财富的生产者,也应该是财富的享有者,劳动贡献是否得到有效奖励应是收入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但如前所述,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回避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只研究按需分配对静态资源配置的好处,或硬把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描述成物之间的分配,没有把收入分配和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即便是在原始社会人们也要先打猎,然后才能分配。不生产财富,难道人们每年只在分配自然界天然存在的野果子、树皮、草根吗?收入分配总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物无论多有用本身都无法参加分配。所以,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总是回避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无论是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当代,都有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研究过这种关系,但都无法真正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1517世纪,西方国家曾主要依靠集军人和商人于一身的“商人”们的对外扩张,到殖民地去贱买贵卖,掠夺当地资源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而且很多商人确实是通过贱买贵卖、巧取豪夺取得了大量收入。所以那时的重商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认为,财富和一切收入都是从流通领域来的,商人是最大的财富生产者,也应该是收入最多的人。这对于生产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后来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在商业的生产力大于农业的重商主义观念影响下,不惜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支援国内制造业和扩张“对外贸易”,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例如,法国17世纪中叶的著名重商主义者、当时的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就颁布粮食限价令,人为地将农产品价格压制在低水平上,并禁止本国原料和谷物输出,其目的就是要用这些办法为从事于出口生产的制造业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所以,当时法国成千上万的农民得不到应得的收入,死于营养不良的饥饿,农村经济濒于崩溃。17世纪前期法国厉行重商主义和殖民扩张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到18世纪上半期已大为损伤,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几乎丧失殆尽,国外市场为英国夺去,对外贸易也随之日益困窘。这损害了农民利益,也失去了效率。

  在上述背景下,法国出现了一些为农业说话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商业虽然可以使一部分人的财富减少,另一部分人的财富增加,但是无法增加财富的总量。他们从财富和物分不开这一现象,推论出财富和物是一回事,认为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本身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只有农业和矿业依靠了土地才能创造物质,才能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所以,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收入的,其他工商业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通过这些活动才分到农业创造的收入。据此他们的理论认为从事农业的人,应该得到最多的收入。这明显损害了效率。

  产业革命前后,土地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却不断增长,使很多经济学家想到,工商业固然不创造和增加物质,农业产品又何尝不也只是自然物质的变化形式,财富实际上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在利润的形态上事实上知道了劳动产品财富的来源。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集这些经济学家之大承,写了一部世界公认标志经济学正式诞生的书,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或简称《国富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用劳动说明了可以用于收入分配的财富的主要来源。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

  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他们根本不顾公平,虽然亚当·斯密,特别是李嘉图比较彻底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用劳动说明了可以用于收入分配的财富的主要来源,可是在他们的理论里,按照自然规律(他们把市场经济运作看成是自然规律),劳动者也就是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基本生活费用的工资。这是自然的,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也是对生产、经济发展有利的。例如,按照李嘉图的理论,工资、利润和地租都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工资一旦增加,人口就会增加把工资压下来,所以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水平的生存工资;利润一旦增长,资本就会增多把利润压下来,所以利润在长期中有下降的趋势;只有地租增加无法增加土地,所以地租总会增加。为了发展经济,只要想办法通过自由贸易,让国外的粮食进口把国内粮价和地租压下来让利润增加就可以了,工资的低下对经济发展无害而且有利。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效用价值论或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转而专门研究需求的作用,否定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将劳动与物等同了起来。例如,与李嘉图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劳动与资本、自然因素(土地)并列为物,认为它们是生产的三要素,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是由作为人的企业家来结合的,企业家在利用它们的过程中创造生产物,形成商品的价值即效用。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间人的企业家获得利润,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这些收益都是它们提供的服务的报酬,利息则是使用资本的租金。利润、工资、利息和地租是由供需的比例决定的,例如,资本和土地的数量如果大大多于利用它们所需的劳动者的数量,工资率就会提高。

  萨伊主要从维护和扩大企业家利益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表明了可以用于收入分配的财富生产既需要人的劳动也需要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事实,但没有表明在财富的生产中劳动者是主动的因素,非劳动生产要素是被动的因素、人有权参加收入分配,非劳动生产要素本身不参加收入分配的事实。这样,在企业家与工人的关系中,萨伊片面强调了企业家的作用和利益,事实上将工人等同于物,将工资等同于物质生产成本,将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说成了物之间的分配关系,或人与物之间的分配关系。他的这种片面性至今仍保留在西方主流收入分配理论之中。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收入分配理论,抛弃了斯密、李嘉图等人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作用的理论,继承发展了萨伊等人将劳动等同于物的理论,将劳动与资本和土地,近年来又将企业家才能、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等收纳进来,等同起来,把它们统称为“生产要素”。这些理论和萨伊的理论一样,虽然没有说劳动是物,但也没说劳动和物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把劳动等同于物。这些理论试图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各种要素的报酬是按其对产出的贡献分配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理论表面上是罗列了更多的不同于劳动的因素,实际上则是顺应历史潮流,隐含地考虑了公平与效率的兼顾问题,在财富生产和收入分配领域更多地强调了人的作用。在当代,人们的财产越来越多,人们使用的资本也越来越多,可是近百年来在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每年国民收入的比重却越来越大,有时在有些国家达到80%以上,这是将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说成人与物之间的分配关系所无法解释的。西方经济理论在财富生产中加进的那些新因素,反映的恰恰是人的复杂劳动在生产财富中的作用越来越来大、劳动收入比重越来越大的趋势。

  很显然,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取得,取得了它们有能力、有资格做复杂劳动的人,也只有在从事复杂劳动的过程中才能发挥生产财富的作用。没有劳动这些要素无法得到,只有这些要素却不去从事复杂劳动,也不可能生产任何财富。现在发达国家,人们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但生产的财富却反比发展中国家增加了,这不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人用那些新要素代替了劳动的结果,而是这些国家拥有那些新加要素的劳动者用复杂劳动代替了简单劳动的结果。那些新加要素的增多使简单劳动贬值了,但却使复杂劳动增值了。那些新加要素根本不可能使“劳动”生产财富的作用消失,相反,它们却使复杂劳动生产财富的作用比以前更大了,对于这种趋势,萨缪尔森指出:“道格拉斯和索洛说明了什么?他们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劳动是唯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上,劳动和资本都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把一切资本都拿走,或把一切劳动都拿走,我们所能得到的总产量将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发现: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劳动所增加的产量三倍于每增加百分之一的资本所增加的产量。”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很多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他们在真正分析到现实里收入分配和财富生产中人与人关系问题时,也没有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有利于财富生产的、不需要调节的,他们在论证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时,隐含比较的也是人的劳动贡献。例如,弗里德曼说:“姑且承认,当真存在着能力和财产完全相同的个人,假使其中某些人更加喜爱闲暇,而另一些人更加喜爱在市场上出售的物品,那么,就有必要通过市场所决定的报酬的不平等来得到全部报酬的平等或待遇的平等。”他还说:“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社会里,收入分配的直接道德原则是‘按照个人和他所拥有的工具所生产的东西进行分配’”。

  魏克塞尔说:“在正常的情况下,自由竞争对保证产量的极大化是一个足够的条件。但这个极大化可能是与某一生产要素——在这里是劳动——的分配份额的减少密切联系着的,甚至还以这种减少为条件的。这一点就证明,那些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可以找到充分的手段以使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和欲望得到极大满足的想法是严重错误的。”

  萨缪尔森则赞许地说:“英国、意大利、法国、瑞典和其他国家,对于不劳而获的资本收益施加限制,因为能够得到这种收益的是那些幸而拥有城市扩建土地的人,是那些能成功地投资于未来事业的精明的投机商。”他们也没有说,财产多的人不劳而获、少劳多获是有利于财富生产的;善于赚钱的人和善于生产的人之间的两极分化是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

  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在收入分配领域虽然不敢多提《资本论》有关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但在财富生产领域对《资本论》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却是默认的,例如,凯恩斯说:“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之个人劳役而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原素,在一特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用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的唯一的物质单位。”世界各国都把劳动生产率作为一种衡量经济效率的一般尺度,也表明注重研究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人与人关系问题的《资本论》的收入分配理论,才是真正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理论。

  (二)《资本论》收入分配理论具有理论逻辑的科学性

  《资本论》收入分配理论的理论逻辑科学性在于,它继承发展了斯密、李嘉图等人承认劳动者是财富生产分配主体的理论,注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分配关系,既表明了劳动与物的共性,又表明了劳动与物的区别。这种理论虽然是以早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但同时也是对一种不存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这些其他机制的纯市场交换机制的市场经济,即单一市场交换机制的市场经济的科学抽象分析。

  《资本论》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与它的劳动价值论紧密相连的。《资本论》经济学说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不创造价值。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是理解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也是他的理论和别的理论的最大区别。什么是具体劳动?就是指人的劳动有与物相似的一面,人可以干活,但牛也可以耕地,驴也可以拉磨,机器也可以打钻,自然也可以发力。什么是抽象劳动?就是指人的劳动有与物不同的一面,人所独具的,只有人和人才能相比的那一面,它才创造《资本论》所说的价值。《资本论》劳动价值论的这种思想,在马克思的一段话里表达得很清楚:“李嘉图,象所有值得提到的经济学家一样,象亚·斯密一样(虽然斯密有一次出于幽默把牛称为生产者),强调指出劳动是人的、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李嘉图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前后一贯地把商品的价值看作仅仅是社会规定的劳动的‘体现’。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多少懂得(李嘉图更懂得)应该把物的交换价值看作仅仅是人的生产活动的表现,人的生产活动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看作一种和物及其作为物在生产消费或非生产消费中的使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以物表现出来的、人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各种活动的相互关系。”承认人的劳动有与物不同的一面,是《资本论》经济学说的一大特点。

  《资本论》的劳动价值理论透过物的关系,揭示了人和人的关系,它认为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适应人类需求改造自然的能力。除了偶然的巧合,物不会自动按照人的愿望为人类提供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对财富的创造没有贡献。有些学者一谈劳动价值论,只敢讲价值,不敢讲财富,似乎劳动价值论只能解释一个虚无缥缈的价值,不能解释财富的来源。其实,不论马克思还是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目的都是为了要说明财富的来源。

  当然,马克思确实批过拉萨尔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而且他引用过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说明财富的生产离不开物,而不是要和有些经济学家一样,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人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他提出劳动价值论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人和物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的作用是不同的。物不论多么重要,它在生产过程中是一个被动的因素,人们不能指望总是靠巧合从它那里得到新财富。人是一个主动的因素,他可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去改造自然,使物具有对于人来说的新价值,这才是人类财富增多的主要来源。例如,马克思指出:“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

  我们看到,从原始社会到现在,自然环境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还有些恶化,人类文明却有了巨大的进步、财富有了巨大的增加。这说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财富的增加都不是主要靠自然的恩赐,而是靠人们去做事情,积累知识改造自然才得到的。这个事实是很多经济学家都承认的,例如,马歇尔说:“那些最不容易出产财富的地区现在是最富庶的。北美洲的国家比南美富,南美的国家远比那些靠近赤道的国家富,这里居住着南欧移民。两大陆由北到南人力资源的分层化,基本上影响了现代的贸易方向;但这种影响是自身作用,而不是最终原因。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国家财富是由人口的特性,并非由自然的恩赐所支配。”《资本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收入分配理论,可以解释和说明这些其他理论没有说明的事实。能够解释和说明实事的理论,就是具有理论逻辑科学性的理论。正是利用这种理论,《资本论》才突出了劳动和劳动者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单一市场交换机制导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有对生产力发展不利的方面,有局限性的方面。

  按照这种理论,在只存在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的情况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得不到他的劳动成果,总是处在一种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社会不会是一片和谐和均衡,只能是两极分化,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食利者之手,最终是要崩溃的。它表明,发展生产力就要实现人的解放,实现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共享,不能总让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为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纯市场机制导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需要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等其他机制做补充。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解放劳动、保护劳动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三)《资本论》收入分配理论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资本论》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种倡导解放劳动、保护劳动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具有重大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在当代、在中国,非常需要坚持和发展这种理论。目前国内有许多试图否定劳动价值论,进而否定《资本论》收入分配理论实际应用价值的说法,但都是站不住脚的。下面对其中比较流行的两种作些分析。

  一种是与生产要素价值论相联系的分配论。按照这种理论,市场经济中只能存在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在这种相当于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的纯市场经济当中,只要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比机器或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小,他就必须分到较少的产品;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不必干活,不是劳动者,却可以按照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白得产品。而且,只要他的土地或机器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比工人的边际生产力高,他虽然不干活却可以比工人多占收入。这种回到萨伊要素价值论的说法,是不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市场经济实际的。同时,让一部分人不劳动,只凭对物的所有权白得越来越多的收入,劳动者却无法靠劳动勤劳致富,既不公平又对生产力发展不利。

  与按照上述理论的推论结果相反,运用《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却可以论证出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市场经济实际的按劳动贡献分配为主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在市场经济中需要有政府干预,这种现代市场经济在以市场交换作为决定性的协调机制的同时,还存在着国家立法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税收补贴机制、劳资集体谈判机制、利润分享机制等其他协调机制的补充。物质生产要素所有者必须劳动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如果他们只是储蓄他们的物质生产要素,那他们只能得到用于补偿旧价值的费用和补偿他们少消费的机会成本的利息。这样得到的收入就不是按他们的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计算的收入,而是按那些物质生产要素原有价值加少量奖励计算的收入。他们要想得到更多的收入,就必须冒风险、付辛苦去投资管理,这样他们才能和生产者一起在按劳动贡献为主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分享人和物共同作用产生的利润收入。

  这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可以很容易地在实物形式和货币形式之间转换,人们储蓄的银行存款,实际上就是他们以存款形式储蓄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利润是投资管理者和生产者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共同创造的,利润率则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趋于平均化。由于储蓄者只是将自己以前的劳动成果基本无风险地供社会使用,为创造新价值没花费什么劳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储蓄者除了在到期后收回本金以外,得到的利息只能是平均利润的很小一部分。

  也就是说,由于各国现代市场经济中都不是只有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在起作用,政府也不再只是当“守夜人”维护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市场交换单一机制,信用制度发达资本通常不很稀缺,劳动者力量已经变得强大,在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我国和各发达国家,单凭财产所有权是不可能按照物的边际生产力得到收入的。

  其中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尽管现在我国和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在越来越多地用资本替代劳力、用机器替代人工,国家和个人财产越来越多,在战后《资本论》影响较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一段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收入却在国民收入中占约75%,且有比例上升趋势,用西蒙·库兹涅茨的话说就是:“人们可以在上述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世纪中(这个时间可持续一个半世纪而不致使历史趋势有大的变更),劳动收入的份额上升了,大约从55%上升为75%;而资产收入则下降了,大约从45%降为大约25%。”

  坚持与生产要素价值论相联系的分配论的经济学家,还常以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测量、由劳动价值论可以推论出的按劳分配没有可操作性为由,否定《资本论》收入分配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这是混淆了基础理论和具体分配形式的说法。实事上,劳动价值论及按照这种理论可以推论出的按劳分配,是一种可以用于分析如何分配才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而不是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分配形式。

  这种理论的应用价值在于,可以在理论上阐明,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可操作的分配形式,如按供求分配、按资分配、按土地分配、按等级分配、按劳动成果分配、按劳动时间分配、按资历分配、按职称分配、按企业分配、按岗位分配、按学历分配、按地区分配、按行业分配、按职业分配、按需分配等等,都只有在尽可能注入更多的依据劳动价值论可以推论出的那种按劳分配的因素,或尽可能向那种按劳分配方向调整的情况下,才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收入分配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而且涉及政治、社会和伦理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结合许多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也并没有认为根据他的理论可以在全社会实行“不折不扣”的按劳分配。

  其实生产要素价值论及依据它可以推论出的“按生产要素分配”,也是一种基础理论,也不是可操作的分配形式。因为每种生产要素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客观上一般不存在理论上可以假定的一种要素不变另一种要素增多的情况,所以它们的边际生产力份额在现实中实际上是无法测量的。它作为一种基础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将人之间的分配硬说成人与物之间的分配,解释不了现代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

  另一种试图否定《资本论》收入分配理论实际应用价值的说法,是与物质商品财富价值论相联系的分配论。按照这种理论,财富的价值就是商品的数量及其稀缺性和有用性,工人的工资是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的生产成本,生产的效率只是由技术或企业家个人决定的,像对待资本那样尽力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和消费,不会对经济效率产生不良影响。将劳动等同于资本的纯资本雇佣劳动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最有利于经济效率提高的经济体制。我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实行原始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尽力压低工人工资,用廉价物品占领世界市场,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但是,这种回到重农学派物质使用价值价值论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在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多种所有制和分工的条件下,人们的生产都是为社会、为他人进行的。一种物品不论数量如何多、如何有用、如何稀少,只要它不能卖出去,它的商品意义上的价值就仍然没有实现。将价值等同于物品的数量及其有用性和稀少性,即便是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是不赞成的,例如,马歇尔说:“价值的概念与财富的概念是密切相关的,……亚当·斯密说:‘价值这个字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时它是表示某一特殊物品的效用,有时则表示因占有这一物品而得到的购买他物的能力。’但是,经验已经表明,把价值这个字作前一种意义是不妥当的。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表现的,就是在那时那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第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数量。因此,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表示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

  当然,马歇尔这里将价值说成是物之间关系仍然是不全面的,因为隐蔽在物之间的交换后面的,还有人之间的交换。所以,《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将价值定义为体现在物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劳动的凝结才是更准确和全面的。站在《资本论》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可以看到,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劳动者们有积极性从供给方面生产出更多财富的数量,而且要求劳动者们有足够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去实现尽可能大的财富的价值。财富的数量没有较高的效率去生产将得不到快速的增加,而财富的价值没有较公平的分配去消费将无从得到应有的实现。将工资视同原料和机器一样的生产成本,实际上贬低了公平分配对于发展的重要性。

  如果个人的劳动权和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没有保障,人们的积极性和能力受到束缚,无法高效率地生产财富,发展将不可能有高的速度。同样,如果只着力保护善于赚钱的企业家单方的利益,放任他们凭借自己拥有较多资本、精通理财和管理等优势,为自己多赚钱尽力以低工资、恶劣工作环境和多失业压榨善于生产的工人,导致两极分化,势必引起生产过剩,价格低落,经济停滞,社会动乱层出不穷,发展更将成为不可能。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全面发展,它要求包括善于生产和奉献的人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人,在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状况都有全面的改善。

  持物质商品财富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还常举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战后初期依靠低工资、低消费,通过扩大出口加快了经济发展的例子,说明只有抑制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说法的偏颇在于,没有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所面临的特殊情况。事实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战后初期之所以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凭借低工资、低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是与美国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当时争夺世界霸权的意向分不开的。战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时期,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与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抗衡,极力拉拢和扶植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使它们成为自己在远东的有力量的盟友。因此,它们一方面给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大量的有偿和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为方便它们的还债向它们大敞国门,用各种优惠条件让它们向自己国家出口。这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才有可能在短时期内以牺牲本国消费为代价,在较大程度上依靠国外市场带动经济发展。

  但是,我们看到,首先,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规模都比较小,这样它们才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自己的经济。小国的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大国。其次,这些国家和地区以低工资、低消费为手段扩大出口的做法,只适用于战后初期的一个特定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以后,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没有必要再给东亚国家和地区以特殊扶植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和经济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了巨大困难,于是不得不以各种手段促进工资和内需的增长,转而扩大国内消费。现在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已不是低工资、低消费的国家和地区了。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它们也已不可能像战后初期那样以国内低工资、低消费为手段扩大出口了。别人已经不用、已经行不通的做法,我们为什么还要将其视为珍宝,锲而不舍地加以坚持?第三,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说到底还是依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只不过依靠的不是国内消费,而是别国人民的消费而已。没有别国人民的较高消费需求,别国无论怎么想扶植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不会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没人要的东西。可见,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例子,是证明不了只有实行原始资本主义制度和尽力压低工人工资,才能走向经济发展的正确性的。

  在全球进入了空前的创新密集的现时代,我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只能走一条不断解放劳动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劳动积累的发展道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人只是作为生产线上的一个部件,只要严格按照既定的生产模式和工作标准,就能实现企业的经营目的并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样在资本稀缺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资本的获取是企业和各国追逐的目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各国已经开始重视人的创造性,但资本仍然是各国在经济竞争中能否获胜的主导因素。而到了全球进入了空前的创新密集时代的今天,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的解放、保护状况已经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资源中最宝贵、最核心和最需要开发的部分。从强调物质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向重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经济学领域划时代的进步,也是世界经济生产力要素重新布局的结果。在《资本论》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适合中国实际和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符合经济学现代趋势,适应中国发展要求,实为一项具有重大实际应用价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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